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，”不可抗力” (force majeure) 与”合约受挫”/”情势变更” (frustration) 成为商业合同中的重要焦点。面对高关税、经济波动等挑战，企业如何在谈判桌上平衡法律风险与商业策略，既是心理博弈，也是对风险管理能力的全面考验。不可抗力与合约受挫的适用范围，无论在普通法还是大陆法体系中，都有其明确的限制，而高关税是否构成免责事由，则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。
普通法中对不可抗力的解释极为严格。法院普遍认为，商业风险和市场波动并非不可抗力范畴。在1917年的Tennants Lancashire Ltd案中，合同一方因战争导致物流困难及成本大幅上升，主张不可抗力抗辩，法院拒绝，指出”商业不可能性”不足以免责。同时，普通法另有”合约受挫”理论 (Doctrine of Frustration)，当合同履行因不可预见的事件变得根本不可能时，可主张解除合同。然而，法院对受挫的认定标准亦极为严格。在2022年的The One Property Ltd案中，租户主张疫情导致经济损失，应适用不可抗力或合约受挫理论。法院认为，纯粹的经济困难不构成受挫，且不可抗力条款亦不应涵盖过于模糊的市场风险。
相比之下，大陆法体系对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解释较为宽松，但仍然要求”重大变化中的政策调整或市场剧变为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”，令高关税仍难以成为有效抗辩理由。例如，有中国企业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关税上调，无法按原合同履约，主张不可抗力抗辩，但法院认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下，关税政策变动属于可预见的商业风险，应列入合同设计考量，由企业自行承担，驳回免责申请。
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防控设计至关重要，全面专业的考虑可大幅降低合同履行争议。以标准化商品交易为例，合同双方可明确定义”提前终止权” (Early Termination Right) 的触发情境；针对政策突变导致的履约中断，可预设”仓储成本分摊机制”。争议解决条款尤须审慎设计，前置调解程序既能维系商业关系，又可提高纠纷解决效率；若调解未果，约定仲裁机制即可规避跨境诉讼产生的巨额时间与经济成本。
在法律之外，心理因素同样关键。高赌注谈判常伴随”边缘政策” (brinkmanship)，双方可能将局势推向危机边缘，试图逼使对方让步。然而，过度冒险可能导致谈判破裂，陷入两败俱伤局面。此时，谈判者需具备高度的情绪控制与风险判断能力。
应对高关税挑战，企业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，例如利用RCEP开拓关税优惠市场，并在合同中融入灵活的风险分担条款，明确规范关税变动的处理方式。这不仅是法律规划，更是企业战略布局的一部分。
高关税并非不可克服，但它提醒我们，商业世界中的每一步都需缜密计算。在法律、心理与策略的交织下，唯有冷静应对，企业方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步，捕捉新机遇。
